2012年的开春，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好消息，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一件事是号称为国际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颁给了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王澍教授，据悉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这一代表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的颁奖典礼将于2012年5月25日在北京举行。在揭晓评委的决定时，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援引评委会的评论说，在中国近年的城市化进程引发关于“建筑应该根植于传统还是应该展望未来”的争论背景下，王澍的作品与任何伟大的建筑一样，超越了这场争论，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自身环境而又具有普遍性的、永不过时的建筑。

2001年，在王澍教授的极力倡导下中国美术学院率先在美院体系内成立了建筑艺术专业并面向全国招收25名学生，自己亲任班主任，我院景观专业刘彦鹏老师便是这其中的一员，刘彦鹏老师得知自己班主任获得了国际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殊荣之后顿时倍感鼓舞，并在近段景观专业的教学活动中组织学生学习王澍教授对传统建筑文化时代出新地执着探索精神，并对学生一一深入讲解了王澍教授的代表作品，最后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美术学院求学时的真情实感，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王澍，建筑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他是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公民。周俊祥/东方IC

远上寒山的登临者

2000年夏天，上海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顶层画廊，聚集了一拨庆祝博士论文答辩完成的同济大学学生。他们在青铜色的光影里尽兴碰杯，从靠窗的座位上抬眼所及，是黄浦江畔打破传统大上海天际线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以及满天霓虹闪烁的广告牌。

王澍，一位敦实的圆脸青年，也是这个城市著名时尚地标的空间设计师，告诉大家他的去向：回杭州，去中国美术学院当老师。按惯例只引进海归学者任教的同济大学建筑系曾破格邀请他留校任教，他拒绝了。

11年后，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聘为“丹下健三”荣誉讲席教授的王澍，在一场讲座中回顾自己当年的心路：“对于我，上海不是中国，而杭州还可以代表中国。我回杭州，就是回中国。”让他失落和痛心的是，作为美丽城市样本的杭州，如今建筑密度已向香港看齐；更大的背景是——“中国想要成为美国”，国土上近80%的传统建筑已经消失。他不知道那些白云石径的群山哪里去了，中国哪里去了。王澍面对哈佛学子们表态：要做出自己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回应，不是用外来的概念，而是用植根于本土的东西，找回那个曾经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景观建筑体系。

就在这场讲座后不久，2012年2月28日，49岁的王澍凭借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宁波博物馆、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等作品，获得了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继1983年的贝聿铭之后第二位华裔得主。这也是该奖项33年来第一次颁发给一个中国公民。

发起该奖项的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称：“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标志着中国在发展建筑理想方面将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城市化的成功不仅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都很重要……”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援引评委会的评论说，在中国近年的城市化进程引发关于“建筑应该根植于传统还是应该展望未来”的争论背景下，王澍的作品与任何伟大的建筑一样，超越了这场争论，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自身环境而又具有普遍性的、永不过时的建筑。

在寻找自己心中“中国”的路上，王澍赢得了世界的敬意。如果说，以杭州为代表的乡土中国里蕴涵了保罗·里柯所说的两种可能——“我们处在一条隧道中，一头是古老文明教条主义的黄昏，另一头是参与普世文明对话的拂晓”，王澍大概走通了这条隧道，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踽踽独行。

年少时的王澍，曾是东南大学校园里有名的“愤青”。毕业十年后的校庆典礼上，系里一位青年教师碰见他，还忍不住提起旧话：“每次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你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上到大二，他便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他了；大三的时候，他翻烂了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能背出《世说新语》；24岁那年，他写出长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从梁思成一路批到自己的导师；他给自己的硕士论文取了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同样的名字——《死屋手记》，更在答辩会上宣称“中国就一个半建筑师，我算一个，我的导师齐康算半个”。论文答辩全票通过，王澍却最终没能拿到学位证书。

上世纪90年代是整个中国大兴土木的黄金时代，王澍与同为设计师的妻子陆文宇则在杭州过起了隐居生活：在美院教教书，玩玩摄影，拍拍DV，在50平方米的家里建园林，到城市的小弄堂里闲来荡去……清贫的日子里，登山是经常的娱乐。两个人常在山顶上居高临下，指着山脚下某片让他们满意的地界说，以后要在那里盖自己的房子。

“他骨子里一直都有一种孤傲。”王澍的同窗好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童明说，“他在乎自己真正在做的事，而不是那些名义。”在他的一些同行纷纷沿着“名校出身-出国镀金-回国实践-作品展示-媒体宣传”的途径获取成功时，王澍走的是一条与体制和市场都保持距离的路。朋友们记得，大热天一起打着赤膊、摇着八角蒲扇在狭小的房间里画建筑草图，别人跑出来喘口气，他仍在埋头作画。

文人建筑师的哲匠梦

王澍说，他首先是一个文人，然后才是建筑师。他和妻子自1997年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更多关注的是“一种在中国被贬抑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哲学”。他尊前辈建筑师童寯、冯纪忠为精神导师，这种精神谱系也决定了他在建筑界的朋友圈。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到两次，他会唤上同样衷情于中国传统园林的友人，带上自己在美院的学生，去苏州园林赏春秋游。某种意义上，中国园林就像博尔赫斯笔下交叉小径的花园，开启着一种充满哲学意味的迷思。

在童明看来，上世纪20年代，梁思成、陈植、童寯、杨廷宝等中国建筑师从西方留学归来；梁思成认为中国正处于一片混乱中，没有体系化的建筑学，迫在眉睫的是用西方建筑学的体系来整理、研究中国木构建筑在整个人类建筑文明中的成就，其《营造法式》研究等工作在当时确实具有建设性，但于另一个角度，这只是用西方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事物，而中国的建筑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60年后，“学生时代的王澍就指出，单一用西方体系来理解中国建筑文化是有问题的，中国建筑师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是从中国建筑自身的脉络出发”。童明认为，这是王澍当年批判梁思成的真正出发点。

苏州有一处名叫“艺圃”的小园林，王澍特别爱去。他注意到那里房子和水境间没有任何过渡，人在其间喝茶、闲逛，并没有感觉到房屋的存在。体量庞大的建筑在园林里仿佛自动隐身，游客完全融入景致。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后来他发现，隔着湖，房子的对面有一个明朝留下来的“如鱼亭”；位于此岸的房子除了侧墙和顶，所有的门窗都可以拆卸下来，因此它的面实际上全是虚的，夏天赏荷，无门无窗的楼阁，像巨大的亭子一样可以呼吸的开放式空间；这个时候，决定房子空间尺度的就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人们坐在房子里看到的对面那榭亭台。

这种庞大建筑体量感的消失，王澍在六合塔避雨时也曾感受到。当意识到小的东西可以决定大的东西、局部可以决定整体，而不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整体决定局部，王澍油然的喜悦无异于破题。这正是他后来设计依山临水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和向青山回望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园的灵感溯源。后者的矩形主体建筑既飘于水上，也沿夏季风的南北方向穿越。循着那条穿越路线，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但由于观看的方向和角度不同，建筑的尺度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精髓，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王澍的角度看，那些类似“艺圃”水中“如鱼亭”的小房子，如图书馆的“诗歌与哲学”阅览室，正是一个中国文人看待所处世界的“观点”，一个人与自然生态相互平衡的位置——王澍称之为“设计的起点”。他曾引五代时期刘道士的《湖山清晓图》对哈佛学生说：“一个处在山麓水边的院落，适合最贴近纯粹自然的隐居，它代表了所有修习过文人诗学的人最具精神性的生活。”

对此，他的朋友童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建筑承载着文化使命，但这种使命感现在越来越淡漠了，建筑更多地被作为可供居住的机器或承担起发展经济的功能。将建筑创作置于文化属性中，落实到居住研究，探索其与文人的面貌、气质、向往的相联，这种非功利性的产物，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家园。”

但王澍的建筑风格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文人造园”。如果说中国园林过于阴柔，常常不自觉地堕入精致繁琐的泥沼，王澍的长处则在于依靠直觉的判断，用类似大体量的长方体这种非常直截了当的建筑语言，来实现一种趣味的平衡。在他的设计中，建筑以鲜明的介入姿态与自然对话，而不是消失在环境中。如同那座“用历史的碎砖残瓦重塑一个当代中国的精神堡垒”的宁波博物馆，他的作品往往能在实现与周围环境和谐相融的同时，保留一种阳刚的气魄和纪念碑色彩。

由此，他成功地将文人雅士的闲情野趣，放大和转换成为当代中国大型公共建筑的一种语言。这背后，既有他所热爱的中国书法、家具小品、文人山水画的神韵，也隐现着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等现代主义大师的身影，以及来自罗兰·巴特、德里达、彼得·艾森曼等解构主义思想家的精神资源。

王澍曾说，“我们的学生最后要培养成哲匠”，这多少也代表了他对自己的理想。